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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的學生,楊振寧的導師:他是天才還是偏執狂?
2024-11-26 09:29

海森堡的學生,楊振寧的導師:他是天才還是偏執狂?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返樸 (ID:fanpu2019),作者:王善欽,題圖來自:AI生成


在核武器發展歷史上,特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又被譯為“泰勒”)是一個無法繞開的重要人物,但此人卻爭議不斷。他是最早鼓吹制造氫彈的科學家,因為在氫彈設計方面的重要貢獻而被一些人稱為“氫彈之父”;然而,他不承認其他合作者的重要貢獻,因此備受批評。他還因為在聽證會上指控“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年)而受到昔日朋友的冷落。特勒積極投身核軍備競賽,被一些人視為核戰爭狂人。


除了在核武器領域的身份之外,特勒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學家與物理化學家,從小就是神童。他與眾多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有過重要合作,為眾多重要成果做出重要貢獻。然而,因為各種原因,他未能躋身最頂尖物理學家之列。


早慧的少年


特勒于1908年1月15日出生在奧匈帝國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家庭。他的父親麥克沙·特勒(Miksa Teller,1871~1950年)是一名律師,母親伊洛娜·特勒(Ilona Teller,1883~1977年)娘家的姓氏是多伊奇(Deutsch)。特勒的外公伊格納克·多伊奇(Ignác Deutsch,約1827~約1883)是一名銀行家與企業家,開了一家棉紡廠。[1]


特勒有一個姐姐,愛瑪·特勒(Emma Teller,1905~2001年)。特勒的家庭條件很好,家里有一名廚師、一名女仆與一名保姆。


特勒3歲時還不會說話。他外公憂心忡忡,懷疑他智力有問題。3歲之后的某一天,他突然說話了,還不是蹦出一個單詞,而是說了一個句子。特勒父親的朋友發現,特勒能夠輕松破解大人的撲克游戲,因此對他說,你將來會因為你的天才兒子而被世人所知。


特勒從小對數字非常感興趣,優越的家庭環境又給了他良好的學前教育,在上小學前就學會了加減乘除,并以心算大數字為樂趣。在特勒9歲時,特勒父親聘請一位在美國生活過數年的年輕女子當孩子們的新保姆,條件是必須用英語與孩子們對話,這讓特勒從小就有了良好的英語對話環境。特勒的母親是一名鋼琴家,要求兒子將來具備鋼琴家的素質,因此從小教他彈鋼琴,鋼琴也成為特勒一生的愛好。


當時匈牙利的中小學學制是4年小學加8年中學。1918年,特勒讀完四年級,進入布達佩斯的明達(Minta)中學讀五年級。他的數學老師是學校的校長,擁有博士學位。有一次上課,數學老師在黑板上解了一個代數方程,并頗為自得。特勒說自己有一個更好的方法,老師讓他到黑板上演算。特勒果然給出一個更好的方法。數學老師妒恨交加,對他說:“特勒,看來你是一個天才。不過我并不喜歡天才。”[1]


直到特勒父親發現特勒可以輕松地幫助姐姐解代數題,他開始堅信兒子天賦異稟,因此找了一位在布達佩斯大學當數學教授的朋友來考察兒子。經過考察,對方認定特勒具有數學天賦。


1925年,特勒從明達中學畢業時拍攝的畢業照。圖片來源: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從化學到物理學


中學即將畢業時,特勒打算到大學學習數學專業。特勒父親強烈反對,認為他研究數學可能養不活自己。1925年,特勒進入布達佩斯大學。入學前,他參加了數學和物理的考試,獲得全班最高分。


1926年元旦,特勒離開匈牙利,轉學到德國的卡爾斯魯厄(Karlsruhe)大學,專業是化學工程。這是這所學校最有名的專業。他父親獲得暫時的勝利。特勒依舊在課余學習數學。


在卡爾斯魯厄大學學習期間,特勒聽了馬克(Herman Mark,1895~1992年)的分子光譜學講座。馬克告訴特勒,物理學中的新思想從根本上改變了化學的前沿,并向他介紹了量子力學方面的重大突破。特勒因此對量子力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決定將來轉學物理學。


1928年春,特勒獲得化學工程學士學位,進入慕尼黑大學學習物理學,師從物理學世界名師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年)。


1928年7月14日,特勒乘坐電車去登山。他沒注意到車已到站,車重新啟動時,他才反應過來,立即從正在行駛的車的前門跳下。不幸的是,車輪將他右腳從踝部以下切斷了。[1]


特勒被送進了慕尼黑的醫院。劇烈的疼痛持續折磨著他。為了不讓止痛藥的副作用干擾思維,他停服止痛藥,改用自己的意志力與心理暗示來對付疼痛:他在喝水時,反復告訴自己,他服用的是止痛藥而不是水。幾個月后,他戴上了木制的假肢,且從此走路一瘸一拐。


1929年,特勒轉到萊比錫大學,導師為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年)。海森堡也曾經是索末菲的學生,當時只有28歲,但因為在幾年前建立量子力學的矩陣形式(矩陣力學),已是當時全世界最杰出的物理學家之一。


海森堡讓他用量子力學精確計算氫分子離子(即失去一個電子的氫分子)的能級。這個課題涉及復雜的計算。特勒用手搖計算器來協助計算。手搖計算器的每次操作都會引起明顯的聲音。特勒又習慣于晚睡晚起,夜深人靜時的噪聲就尤其明顯。當時海森堡的單身宿舍就在特勒宿舍的樓上。


1930年,特勒獲得博士學位。他后來開玩笑說,海森堡應該是為了早點睡上好覺,才趕緊讓他博士畢業。海森堡則表示絕無此事。


特勒是最早用量子力學對氫分子離子進行精確計算的人之一。他的這項工作為量子力學在分子物理學方面的應用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也顯示出成為物理學領軍人物之一的潛力。


早期研究


博士畢業后,特勒接收哥廷根大學的聘約,成為那里的助教。同年,特勒結識了蘇聯物理學家伽莫夫(George Gamow,1904~1968年)、朗道(Lev Landau,1908~1968年)以及捷克物理學家普拉澤克(George Placzek,1905~1955年),并與他們成為好友。


1932年夏天,特勒短暫訪問了費米(Enrico Fermi,1901~1954年),然后回到德國。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特勒于當年春天回到布達佩斯探親后又回到德國。此時大批具有猶太血統或家屬有猶太血統的教授被開除或被迫離開工作崗位。


此時的德國對猶太人來說,已變得不安全。特勒在朋友的幫助下,來到英國倫敦大學學院任教。他申請到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提供的獎學金,于1934年1月來到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訪問物理學巨匠玻爾(Niels Bohr,1885~1962年),與其合作,直到當年的8月。在此期間,他與相識多年的女友米茜(Augusta Maria Harkanyi,昵稱“Mici”,1909~2000年)結婚。


1934年9月,特勒回到倫敦大學學院工作。1935年1月,特勒收到伽莫夫邀請他到喬治·華盛頓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的信。當時伽莫夫已經成為華盛頓大學物理系主任。他因此來到了美國。


從1936年到1940年,特勒與伽莫夫、朗道、雅恩(Hermann Jahn,1907~1979年)、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1918~1994年)、克里奇菲爾德(Charles Critchfield,1910~1994年)、惠勒(John Wheeler,1911~2008年)、布雷特(Gregory Breit,1899~1981年)等人合作,研究了β衰變[2]、聲音傳播與衰減[3]、分子對稱性自發破缺[4]、氫分子對中子的散射[5]、核力的飽和問題[6]、選擇性熱核反應率[7]、原子核的旋轉[8]、氫原子雙光子衰變[9]等課題。除了與惠勒合作的那篇之外,特勒在其他論文中都是第二或第三作者。


特勒與伽莫夫合作的關于β衰變的論文是相關領域的重要成果。這項研究提出了“伽莫夫~特勒衰變”模式,它與傳統的“費米衰變”模式不同,至今仍然在核物理學與天體物理學領域有重要應用。


特勒與雅恩合作的論文得到了著名的雅恩-特勒定理(Jahn-Teller theorem),預測了雅恩-特勒效應(Jahn-Teller effect)。這種效應會在某些情況下導致分子對稱性自發破缺,即雅恩-特勒變形(Jahn-Teller distortion)。雅恩-特勒效應在低能電子與原子核的耦合現象中廣泛存在,因此在分子和固態系統的研究中被廣泛應用,例如高溫超導與金屬染料的著色。


特勒在1937年還發表了一篇唯一作者的論文[10],這篇論文推廣了維格納(Eugene Wigner,1902~1995)和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于1929年完成的一個工作,將其從多自由度推廣到多自由度,得到一組重要的拓撲可能性。后來的學者將特勒的這一結果進一步分析后,首次得到“貝利拓撲相”(Berry's topological phase)在分子物理學中的事例。


曼哈頓計劃中的失意者


1939年初,核裂變被發現的消息剛傳到美國大陸時,特勒就開始密切關注這個話題。1939年11月21日,特勒參加了總統羅斯福授意成立的鈾問題咨詢委員會舉辦的會議。


實際上,奧本海默直到1942年1月才開始進入這個領域,5月才在康普頓的安排下擔任了“快速裂變協調員”。(可參見《電影之外的奧本海默:他不只是原子彈之父,世界還欠他一個諾獎》)


也就是在1942年,特勒和費米在一次閑聊中討論了核戰爭的前景。費米隨意提出,既然恒星內部可以通過核聚變釋放能量,也許人類也可以制造出將氫聚變的炸彈,即后來所說的氫彈。特勒認為這個方案不可行。但是不久后他又覺得這個方案可以實現,從此癡迷于氫彈的研究。那次閑聊的幾周后,特勒正式提出了制造氫彈的想法,他當時將氫彈稱為“超級(炸彈)(Super)


曼哈頓計劃正式啟動后,奧本海默很快被任命為中心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主任。特勒也進入中心實驗室的理論組。令特勒意外的是,奧本海默任命貝特(Hans Bethe,1906~2005年)為理論部的主任(可參見《曼哈頓計劃的靈魂人物,20世紀最強問題解決者》)。特勒對這個安排很不滿,他認為自己更有資格擔任此職。在特勒看來,他不僅有資格當理論組組長,而且比奧本海默更有資格當中心試驗室主任,因為在參與核武器研究方面,他比奧本海默更資深。


雖然對于當貝特下屬這件事很不開心,特勒還是繼續留在理論部。1944年3月,理論部任命特勒領導一個小組,計算內爆式原子彈。特勒對內爆機制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是第一個提出固體坑設計的人。克里斯蒂(Robert Christy,1916~2012年)后來實現了這個方案,因此固體坑也被稱為“克里斯蒂坑”。他還證明钚在壓力下會收縮。


然而,在完成了一些計算后,他拒絕繼續處理自己認為瑣碎且不重要的計算。當時特勒感興趣的是氫彈。然而,此時分心研究氫彈,會導致原子彈的制造進度變慢。貝特對他的不滿不斷積累。有一次,特勒當年的學生克里奇菲爾德開玩笑說:“愿上帝保佑我們不受外部敵人與內部匈牙利人的傷害?!?/p>


1944年春,貝特和特勒的矛盾急劇激化。貝特要求奧本海默將特勒負責的小組調離理論部。奧本海默于同年6月將特勒調離理論部,讓特勒帶領他的小組專門研究氫彈,并直接向他本人匯報。


1945年7月16日,人類的第一顆原子彈在實驗場爆炸,曼哈頓計劃獲得成功。特勒戴著墨鏡觀看了爆炸:“正在這時,我看到了一個不太亮的光點,后來分成三個——一個居上,另外兩個位于兩側。接著就出現了蘑菇云?!?/p>


特勒當時很失望,他覺得畫面不夠壯觀:“這么一下就完了嗎?”他馬上想到這是因為他戴了防護眼鏡,因此將眼鏡往下稍微移動,瞇著眼睛從縫隙中透著縫隙看出去:“我當時的感覺就好比你在漆黑的房內撩起窗帷突然看到了太陽光一樣。這爆炸后的情景可能持續了幾秒鐘的時間,當然這還是在二十英里以外所觀察到的。毫無疑問,到這個時候,我感到了這場面的壯觀?;鸸鉂u漸地暗淡下去了,我把眼鏡取了下來,我們看到了蘑菇云,此時云層翻滾,疾風四起。”[1]這顆原子彈的威力大約為2萬噸TNT當量。


芝加哥大學的歲月


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奧本海默離開了原來的職位。1945年11月,阿拉莫斯實驗室的新主任布拉德伯里(Norris Bradbury,1909~1997年)邀請特勒擔任理論部主任。


特勒要求立即大力研究氫彈并改進原子彈以提高原子彈的威力,為此每年要進行十幾次核試驗。布拉德伯里無法保證能夠做到這些。由于要求無法得到滿足,特勒沒有接受理論部主任的職位,而是于1946年2月1日離開洛斯阿拉莫斯,前往芝加哥大學。


此后幾年,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主要工作是提高原子彈的威力,爆炸當量從2萬噸左右提升到約50萬噸。


到芝加哥大學之后,特勒將大部分時間用于研究與教學。1947年,費米、韋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1908~2002年)與特勒合作,研究了具有強相互作用的介子如何在物質中停留和衰變,從而證明:長期被視為介子的μ子不是理論預言中的介子。[11,12]這是他這一階段的重要工作之一。幾個月后,實驗物理學家發現了真正的介子。后來的研究表明μ子的性質與電子類似,是一類“更重的”電子,不參與強相互作用。


1949年,特勒與合作者至少發表了4篇研究論文。他與阿爾文(Hannes Alfvén,1908~1995年)等人研究了宇宙線的起源問題[13,14],與費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年)等人用推廣的費米~托馬斯(Fermi-Thomas)模型研究了元素的狀態方程問題[15],與邁耶夫人(Maria Mayer,1906~1972年)研究了元素起源問題[16]。


在芝加哥大學期間,他也培養了一些學生,其中有后來成為物理學大師的楊振寧與后來成為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主任的戈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r,1922~2014年)。特勒雖然不是邁耶夫人的導師,但卻是她研究核物理的領路人。


氫彈的研制


特勒并不甘心從此放棄研制氫彈的計劃。1946年4月,特勒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會議上回顧他在二戰期間對氫彈的研究工作,強調氫彈是可以被制造出來的,應該進一步研究氫彈。


1949年8月29日,蘇聯首次成功引爆原子彈。勞倫斯(Ernest Lawrence,1901~1958年)與阿爾瓦雷斯(Luis Alvarez,1911~1988年)四處奔走(關于勞倫斯介紹,可參見《餐巾紙上畫的一張圖,讓他獲得諾獎并成為“大科學之父”》),呼吁美國政府支持研制氫彈,以避免蘇聯先研制出氫彈。


但奧本海默等人反對制造氫彈。他們認為,只要美國不研制氫彈,蘇聯就不會研制氫彈。特勒等人認為即使美國不研制氫彈,蘇聯也會研制氫彈,因為蘇聯已經從富克斯(Klaus Fuchs,1911~1988年)那里得知制造氫彈的可能性,而且蘇聯也有杰出的物理學家與工程師。


特勒的判斷是正確的。蘇聯在1946年就開始研究氫彈,金茲堡(Вита?лийГи?нзбург,1916~2009年)在1948年11月就已提出使用氘化鋰(氘與鋰6的化合物)作為氫彈聚變材料的想法,此時蘇聯原子彈尚未成功爆炸。1949年,薩哈洛夫(АндрейСахаров,1921~1989年)與金茲堡就設計出氫彈爆炸的單級構型。


1950年1月31日,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公布,支持推動氫彈的研制。1950年春,特勒回到洛斯阿拉莫斯,從事氫彈研制。他想讓更多理論物理學家參與進來,但費米與奧本海默堅決拒絕;貝特一開始拒絕,后來同意擔任顧問。不過,惠勒等人先后參與進來。奧本海默憤憤地說:“讓特勒與惠勒去干吧!讓他們摔個灰頭土臉吧!”[1]


特勒和烏拉姆(Stanis?aw Ulam,1909~1984)在1951年取得了突破,他們發明了一種新的設計——“特勒—烏拉姆構型”(Teller-Ulam design),可用于百萬噸級氫彈的制造。這是一個二級爆炸構型:一級中的原子彈爆炸,產生高溫、高壓,壓縮并加熱二級中的聚變材料;二級核心由钚239構成的“火花塞”裂變,釋放中子,使聚變材料發射發生聚變,釋放出能量。


特勒—烏拉姆構型的示意圖。圓球狀為原子彈,圓柱狀為氫彈。圖中心圓柱為可裂變火花塞,紅色部分為氘與氚,紅色區域外面的黑色外殼為鈾238外殼。丨圖片來源:Fastfission


為了增強威力,還可以在聚變材料的外面包裹鈾238。聚變產生的高能中子轟擊鈾238,引起裂變(鈾238不會產生鏈式反應,但可以裂變),產生額外的能量。這樣的氫彈的爆炸涉及裂變-聚變-裂變三個階段,因此也被稱為“三相彈”。如果將鈾238替換為鉛板,則成為以聚變為主要能量來源的氫彈。在特勒-烏拉姆構型被提出后,很多人轉而相信氫彈是可以被制造出來的。


特勒認為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進展太慢,申請另外開設一個實驗室,但被拒絕。恰在此時,勞倫斯邀請特勒訪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見面后,勞倫斯邀請特勒跳槽到伯克利,并與他共建輻射實驗室新成立的利弗莫爾(Livermore)分部。特勒接受了勞倫斯的邀請,很快就成為伯克利的教授,同時進入利弗莫爾實驗室,開始與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在研制氫彈方面進行競爭。


1952年5月8日,代號為“喬治”(George)的熱核爆炸實驗成功完成,這是對氫彈爆炸原理的測試,其威力較小。


1952年11月1日,第一個使用特勒—烏拉姆構型的熱核武器“麥克”(Mike)爆炸?!胞溈恕笔且活w“三相彈”,它的威力相當于1040萬噸TNT炸藥,其中77%的能量來自鈾238的裂變。特勒本人沒有到爆炸現場附近,而是在伯克利地下室,觀察到地震儀接收到幾千千米外傳過來的,由“麥克”爆炸引發的地震波。


不過,“麥克”使用的液態氘,它必須用制冷設備以保持其為液態。這樣的氫彈屬于“濕彈”。整個裝置達到74噸(其中制冷劑達到18噸),無法用任何飛機運載投放,因此它不是實用的氫彈,而是“熱核爆炸裝置”。


1953年8月12日,蘇聯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顆實用型氫彈。它以氘化鋰為聚變材料,不要求低溫,體積與重量都遠低于“濕彈”“麥克”。然而,這顆氫彈的當量只有40萬噸當量,威力還不如當時的一些增強型原子彈,因此也不被視為真正的氫彈。


1954年3月1日,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制造的氫彈“喝彩”(Bravo)爆炸成功。這是一顆實用性的氘化鋰氫彈。它也是一個三相彈。按照預計,它的威力是500萬~600萬噸當量。然而,爆炸產生的快中子導致鋰7裂變為氚與氦,并釋放出中子,導致更多的鈾238被裂變,進而使其威力增大到1500萬噸。這個錯誤估計的災難性后果之一就是:現場的探測儀器還沒來得及記錄并轉發數據就被汽化。


充滿爭議的“氫彈之父”


氫彈成功爆炸后,誰對氫彈做出決定性貢獻的問題很快出現。特勒以氫彈的唯一功臣自居。很多人認為特勒貪天之功,對此非常不滿。


在朋友的建議下,特勒于1955年發表一篇文章《眾人的工作》(The Work of Many People),介紹氫彈研制的過程,強調氫彈是團隊的貢獻。然而,他后來又說:自己在這篇文章中說了一個“善意的謊言”,以“安撫氣憤的情緒”,實際上研制氫彈的全部功勞都屬于自己。


特勒尤其排斥烏拉姆。他寧可不要氫彈設計的專利,也拒絕與烏拉姆一起分享專利。烏拉姆不甘示弱,他說自己進行了原始設計,特勒只是對原始設計進行了推廣。有人認為,烏拉姆提出了氫彈的輻射內爆壓縮設計,但特勒在1945年第一個提出核聚變推進,這對小型化和可靠性至關重要。[17]


歷史學家麥克米蘭(Priscilla McMillan,1928~2021)在她的書《奧本海默的毀滅:以及現代軍備競賽的誕生》中寫道,特勒“隱瞞了”烏拉姆的“角色”,只有“輻射內爆”才是特勒的想法。


貝特認為特勒對氫彈發明的貢獻是一項真正的創新與“天才之作”。然而,貝特還強調,如果沒有其他支持或資助,氫彈的研制無法被繼續推進。但特勒完全不同意貝特的評價。


普利策獎得主鮑爾斯(Thomas Powers,1940-)在《美國悲劇》(An American Tragedy)中評價特勒:“當然,炸彈設計者們都知道真相,許多人認為特勒是科學界最低下、最可鄙的罪犯,是一個竊取榮譽的人?!?sup label="圖片備注" class="text-img-note">[18]


由于氫彈的設計至今依然是機密,他們各自的確切貢獻以及最終想法是如何形成的,至今依然不清楚。不過,貝特是知道具體情況的,他的評價也可能最公允:特勒對氫彈的研制有重要貢獻,但烏拉姆與其他人對氫彈的研制也有重要貢獻。


奧本海默聽證會


1954年,美國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時任主席斯特勞斯(Lewis Strauss,1896~1974年)羅織了奧本海默的罪名,發起奧本海默聽證會。奧本海默被指控的主要原因是:他與左翼人士一直有密切關系,而且一直反對氫彈研制。


特勒是被邀請的幾位證人之一。過去十幾年以來,特勒就一直對奧本海默心存芥蒂,并且認為奧本海默會繼續阻礙他繼續發展氫彈的計劃,必須摧毀他的權威,因此他決定出席指控奧本海默。在作證前6天,1954年4月22日,特勒會見了一名AEC聯絡官,并問對方能不能在證詞中“深化指控”。他還認真演練發言。


在聽證會上,AEC的律師問特勒是否認為奧本海默對美國不忠,特勒回答說:“……但我一直認為,現在我也認為,他是忠于美國的?!?span id="mo6mko2ookk" class="text-remarks" label="備注">[19]特勒立即被問到他是否認為奧本海默是一個“安全風險”,他回答說:“在很多情況下,我看到奧本海默博士的行為——我知道奧本海默博士的行為——對我來說是極度難以理解的。我在許多議題上完全不同意他的觀點;而且坦率地說,他的行為在我看來是混亂而復雜的。從這個點上說,我覺得我希望看到這個國家的重大利益掌握在我更了解、因此更信任的人手中。在這個非常有限的意義上,我想表達一種感覺:如果公共事務由別人來處理,我個人會感到更安全?!?span id="mo6mko2ookk" class="text-remarks" label="備注">[20]


特勒還作證說,奧本海默對氫彈計劃的看法似乎更多地是基于這種武器的科學可行性,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特勒認為奧本海默阻礙了他積極開展氫彈研制的努力,他說:“……不批準(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是更明智的?!?span id="mo6mko2ookk" class="text-remarks" label="備注">[20]


1954年6月30日,奧本海默聽證會結束。經過投票,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被撤銷了。奧本海默被許多人視為悲情人物。特勒指控奧本海默,雖然不是奧本海默被取消安全許可的主因,但卻使自己聲名狼藉。特勒在科學界的大多數朋友認為他是賣友求榮之人,與他斷絕關系。


在聽證會結束后幾個星期,特勒到洛斯阿拉莫斯參加會議。他看到了老朋友克里斯蒂,走到他前面,伸出手,要與對方握手。克里斯蒂冷冷地看了特勒一眼,直接走開了。


當時拉比(Isidor Rabi,1898~1988年)站在克里斯蒂身邊,他怒氣沖沖地對特勒說:“我也不想和你握手。”克里斯蒂的拒絕與拉比的補刀使特勒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桌子。當天他就退出會議。回到房間后,特勒開始流淚,然后收拾了行李離開。[1]


這是特勒一生中最受打擊的一件事。


1962年,特勒獲得費米獎(Enrico Fermi Award)。他推薦奧本海默為1963年度的費米獎得主。奧本海默領獎時,特勒走向奧本海默,微笑著伸出右手,奧本海默咧嘴一笑,與特勒握手。奧本海默選擇了諒解,特勒完成了救贖。


核軍備競賽


1955年,蘇聯首次完成類似于特勒-烏拉姆構型的氫彈爆炸。此后美蘇雙方的核軍備競賽愈演愈烈。特勒提倡增加國防開支,大力開發更多核武器,進行更多的核試驗,以對抗蘇聯的核導彈威脅。盡管在學界遭到排斥,但他的觀點受到了軍方的支持。特勒也身體力行,為核武器的小型化做出貢獻。


1958年3月,特勒擔任利弗莫爾實驗室主任。為了能夠讓自己更加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他于1960年辭去了主任職務,轉而擔任副主任。那一年,他被《時代》周刊評為年度人物。


不過,到了1970年,特勒被伯克利的反戰運動學生當成戰犯,他們舉著印有特勒黑白照片的海報,揚言要燒了特勒的家。中年后的特勒的兩條粗眉毛使他的黑白照片中的形象顯得格外猙獰。結果驚動警察趕來保護特勒。最后這些學生只在特勒門前的路口燒了象征特勒的紙人。


據說著名導演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執導的諷刺電影《奇愛博士》(Dr.Strangelove)中的核戰爭狂人奇愛博士,就是在影射特勒。


不過,特勒也大力支持核能的非軍事應用,甚至提出了一些使用核武器進行基建的瘋狂想法。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他就成為AEC反應堆保障委員會主席,幫助制定了核反應堆安全標準。20世紀50年代末,特勒領導了通用原子公司的一項工作,幫助設計了不發生核熔毀的核反應堆。特勒還是世界上最早關注并提出溫室效應危害問題的知名人士。


毀譽參半


特勒一生獲得眾多頭銜和榮譽。他于1948年因物理學與物理化學領域的貢獻而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其他榮譽包括1958年的愛因斯坦獎(Albert Einstein Award)、1961年的美國學術成就學會的金盤獎(Golden Plate Award)、1978年的赫茨爾獎(Herzl Prize)、1983年的國家科學獎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2001年的科爾文勛章(Corvin Chain),等。第5006號小行星被命名為“特勒”。


然而,縱觀特勒的一生,可以說他在物理學領域是高開低走。他天賦異稟,師出名門,22歲獲得博士學位,是第一個精確計算氫分子離子能級的物理學家。但正如費米所說,特勒此后卻未在物理領域做出與其智力匹配的突破性的貢獻。他進行的一些研究大多數是涉及物理化學的一些課題,且大多數情況下是參與別人主導的研究工作。貝特認為特勒在物理學領域的影響力遠低于奧本海默。


當然,這是費米與貝特這樣的頂尖級大師的看法。如果以一般人的眼光看待,特勒依舊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學與物理化學大師。


他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成為搞笑諾貝爾獎(Ig Nobel Prizes)的第一批得主之一,該獎于1991年首次公布,特勒被授予搞笑諾貝爾和平獎,獲獎理由是他“為改變我們所知的和平的意義所做的畢生努力”。


由于性格強硬甚至偏執,特勒的為人也很受爭議。費米曾經說過,特勒是他認識的唯一同時患有幾種狂躁癥的偏執狂。特勒很認可這個評價。拉比很厭惡特勒,他甚至說過:“如果沒有特勒,世界會更好。”


2003年9月9日,特勒在加州斯坦福去世,享年95歲,結束了他毀譽參半、榮辱交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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